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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国历史逻辑：国强未必家富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在亿万吃瓜群众的瞩目之下，在2017年的央视春晚，电影里的大英雄成龙，带领着160位大学生，结合手语深情演唱了歌曲《国家》，据说，打动了亿万海内外观众的心……

亿万观众不包括我，因为我已经不看春晚很多年——即便看了我也不会感动，因为这不还是那套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节奏么？

有了强的国，就一定有富的家么？

我看不一定，至少中国历史从来不支持这个论断。

秦皇汉武时代，算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所谓“强的国”时代了吧？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两个时代的民众别说拥有什么“富的家”了，甚至连生存权和生命权都丝毫得不到保障。

我们先来看秦始皇的强国时代。

大家都知道强大的大秦帝国是靠着商鞅变法才脱离了穷国弱国地位，并最终统一六国，但如果你翻看一下《商君书》就明白，秦帝国所谓的“强国”恰恰不是让民众富裕，而是让民众变得贫穷、自私和没有自尊，这被称为“驭民五术”：

1. 壹民：使民众的思想统一，确立君主神圣唯一，民众必须是思想的奴隶；

2. 弱民：民间力量强大则对君王统治构成威胁，民众软弱则畏惧君主、依赖君主；

3. 疲民：使民众疲于劳作、徭役、征战。，无暇他顾，自然不会有别的想法；

4. 辱民：打击民众的自尊和自信，挑唆他们互相争斗，使之终日生活于恐惧中；

5. 贫民：让民众一直保持贫穷状态，为吃、穿、住操心，困于生计，这样就既无心也无力反抗暴政，反而只能祈求君主赏赐和怜悯。

秦始皇深刻领会了这五条法则，规定普通人一生要当1年兵(“正卒”)，而且还要驻守边疆1年(“屯戍”)，每年还要服劳役1个月(“更卒”)，更要把收成的2/3上缴政府……

好不容易削平六国，一统天下，民众该歇歇了吧？

秦始皇才不呢！民众如果休养生息变富裕了怎么办？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措施怎么执行下去？

所以，始皇帝穷奢极欲的折腾民众：为自己修一个陵墓，用壮丁70万；修长城，又用壮丁50万；攻匈奴，出兵30万；攻百越，出兵50万……连始皇帝死的时候，不仅要兵马俑陪葬，还直接把20多万修墓的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活活陪葬。

这些还都是有历史记载的，没记载的那些修宫殿、修水利、修道路的都还没算呢！

要知道，即使把妇孺老幼都算上，大秦帝国当时的全国人口也不过才2000万。

当时的秦帝国境内，田间地头、只有老人，房前屋后、仅见妇幼——那境况估计和今天成年男子都去城市当农民工了的乡村一样。

在秦王朝短期的统治期，除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无休无止的劳役之外，还有不断的旱灾、水灾、蝗灾、匪灾，民众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而饿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你说老百姓还怎么受得了呢？

在秦王朝所征用的戍边壮丁中，走投无路之下，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天下响应，秦王朝就此玩完——想当初，牛逼哄哄的自封为始皇帝，想要万世不朽，结果仅传二世！

显然，秦帝国时期强的国，造就不了什么富的家吧？

再来看看另一个强的国时代——汉武大帝时期。

汉武帝登基前，汉帝国的人民可能正在经历他们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代。

秦国的农民要把自己收成的2/3都交给国家，而汉文帝则把田租给改成了一个今天你都想象不到的低税率：1/15(“什五而税一”)；文帝、景帝都做出表率，对匈奴人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对外不用兵、不折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求发展，对境内各诸侯国则实施财税包干制，交够中央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诸侯王们虽然贵为王侯，但人终归还是自私的，“承包责任制”一实施，现在是给自己干了啊，那啥劲头都出来了，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穷到汉朝初年的整个中国，物产慢慢开始富足起来，人口规模也从秦朝末年的1000多万增长到了近5000万人。

在知乎问题“如何评价卫子夫的一生”，有人总结了汉朝早期的发展路径。

现在，汉武帝上台了，一看咱强大了啊，干嘛要给匈奴人装孙子？

咱训练士兵和军队，打他！

可打仗要钱啊，特别是训练当时最先进的骑兵，那是烧钱买卖啊，汉朝不像人家匈奴，是生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养一个骑兵的成本至少是步兵的10倍，钱从哪里来？

钱嘛，民众不是有点小富裕了嘛！是谁让他们这么富裕的？是我们皇帝！有了朝廷恩赐和政策，他们才富裕的，现在，我们要要向强国迈进，“天下费多，财用益曲”，他们不出点血怎么行？法家《商君书》上怎么写的？儒家董仲舒怎么教化他们的？

但是，婊子要当，但牌坊也要立，怎样拔鹅毛还让鹅还不叫唤，这可是一门艺术活儿，用朝廷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丰饶”……

经过桑弘羊建议，汉武帝决定实施“盐铁专营”。

在自给自足的古代小农社会里，农民不能生产而又必需的物资只有两样，其一是人人都不得不吃的食盐，另外一种是耕种土地不得不用到的铁器，对这两样物资实施政府专营，就像卡住了天下人的脖子，不怕政府挣不到钱。

汉武帝事先发布一道诏书，说商人们对食盐、铁器以及酒类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投机倒把，操纵物价，导致人民群众备受盘剥，生活困难，怨声载道。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政府决定建立食盐、铁器以及酒类专营公司。

食盐专营，就是由政府招募民间人士，自备资金，由朝廷供给煮盐的工具和粮食，在盐官的监督下将煮成的食盐按规定价格全部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出售给人民——也就是说，食盐生产是公私合营联合生产，国家统购统销。

在铁器上，政府在出产铁矿的地方设立铁官进行生产，而不出铁矿的地方，则设立小铁官负责销售，其生产和销售完全由国家进行控制，100%的国有控股公司。

此外，政府还实行酒榷(酒类专卖店)制，就像现在的烟草专卖局一样(可惜，那个时候烟草还没有流行到大汉朝，不然又多了一个财源)。

盐铁酒实行专卖后，政府财政收入果然飞速增长，面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喜人前景，汉武帝龙心大悦。当时不流行用GDP考核官员政绩，用财政收入考核，桑弘羊干得如此漂亮，汉武帝立即把他提拔为财政部长。

汉武帝的御史大夫张汤提出了一个更“损”的挣钱办法，叫做“算缗”，马上被汉武帝采纳——所谓“算缗”(缗的本意是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后来代指1000枚一串的铜钱，“算缗”的意思是计算你的财产有多少，据此征税)，其实就是强行征税。

不仅征收工商税，而且还征收车船税。根据法令规定，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士，必须把财产的1/10(注意，不是利润的1/10！)上缴中央政府；凡是乘坐马车的人，每一辆马车要出200文钱，运货的则要出400文；5丈以上的船每船出200文……

拔鹅毛拔到后来，汉武帝也不在乎鹅叫唤不叫唤了，他大幅度增加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曾得到减免的“算赋”(成年人的人头税)和“口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根据当时的儒家大牛董仲舒的说法，表面上1/15的税率，经过汉武帝算赋、口赋及其他杂税的层层盘剥，老百姓1/2以上的收入都被政府搜刮去了！

显然，在专制制度之下，有了强的国，只有穷的家！

吴晓波说过，“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先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国家主义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在汉武帝的“强国”治下，《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而《汉书。食货志》中则提到“税赋既竭，不足以奉战士”。

什么意思呢？汉武帝治下，小孩子刚长到3岁就要开始征收人头税，弄得老百姓生了孩子赶紧摔死，后来税收来源也枯竭了，收上来的钱还不够给士兵支付薪水……

最后的结果是，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朝有人口约5000万，到汉武帝晚年，按照《汉书》的说法是“户口减半”只有2500万左右；根据《中国人口通史》中现代史学家们的估计，汉武帝晚年汉朝大概有人口3500万——换句话说，汉武帝当政半个世纪，大汉朝人民且不说人口增加了，因为战争、饥饿、叛乱等原因死掉的人数至少也有30%！

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治下强的国，是不可能带来什么富的家。

进入近现代以前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的例子貌似一个也没有，而类似于秦皇汉武时代这种有了强的国，才有穷的家的例子却比比皆是。除了秦皇汉武时代，后来的隋炀帝时代、忽必烈时代、康乾盛世时代，都是一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

如果真的要去追求中国历史的逻辑，强的国和富的家因果反过来——有了富的家，才有强的国，这才是有可能的。比方说秦皇汉武之后的唐朝，算是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所能达到的强盛最高峰，但贞观之治的强盛，恰恰在于政治的清明和开放，在于民众的富裕和对朝廷的认可，这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当然，就中国历史来看，有了富的家，也不一定就有强的国，比方唐朝之后的宋朝，就是个特别富裕的朝代，但貌似称不上什么强的国——要从富的家变成强的国，还需要政府的包容开放、政治的简洁清明和对外的胸怀世界。

放眼海外，近现代几乎所有国家富民和强国基本上都是一体的，但各国强大的基础却首先是行政清明、民众富裕而非强国，荷英美德法等国兴盛起来的路子，莫不如此。

非要在近现代社会找出建立在《商君书》基础上的强国例子，大概只有我们北边的那个蛮熊邻居、东边的那个膏药邻居以及今天东北边的那个小强邻居——可惜，大家应该知道前两个邻居的下场以及小强邻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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