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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7-22 13:49:03

樊纲直言反对政府扶持特定产业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于2015年2月14日举行，年会主题：新常态下的“十三五”规划思路。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席并演讲。

对于“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樊纲认为会在7%左右，“甚至是7%到7.5%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在“十三五”时期的产业转型与产业政策问题上，樊纲直言，“十二五”期间，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是非常重要的教训，“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这里面有机制问题，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樊纲建议，今后应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

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樊纲建议从“十三五”时期开始推广实施12年义务教育体制，为进入高收入阶段打好人力资源的基础。

以下为演讲实录：

樊纲：我争取利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我们去年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做的关于“十三五”前期研究的主要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去年有若干个研究小组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侧重研究了一部分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研究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的结论我们认为7%左右，甚至是7%到7.5%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比起去年以前的一些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经合组织、汇丰银行等等做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计还是低的，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主要是进行了要素分析，我们也做了一些模型分析，但是我们可以着重看看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增长着重就是这四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人力资本不仅仅是劳动力，而且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总量，有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有受教育的水平问题，还有“干中学”的问题，人力资本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劳动力的总量可以减少，但是人力资本要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这些年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资本投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劳动力的角度可能比过去的贡献小了一点，但是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如果劳动力转移能够继续，城镇化的进程可以继续，教育水平可以持续提高，如果各种机制能够使得劳动力在一个领域里面长期发展，能够有“干中学”的机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一定比过去小多少。资本投入包含资源禀赋，包括储蓄率的贡献，包括了资源投资的技术含量，投资的结构等等。储蓄率在中国还是相对过高的，资本投入不是问题，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在结构上、含量上。相信资本这个概念在技术含量的意义上增长会比以前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要大。

第三知识和科技，这个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成为了增长的一个特殊源泉，它不仅仅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化的资本上，而且还有一个资本存量，取决于有多少资本的存量，取决于在这个存量上有多少资本的增量，这当中涉及到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过去30年，应该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过二三十年的学习、转化、消化、吸收，逐步走到前沿，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产业逐步具备创新能力，这个因素会比过去30年对增长的贡献要更大。

第四体制改革，这个制度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要素。这里面包括了制度的变迁，包括了体制的转轨，包括了市场环境、法制条件等等。过去30年我们享受了很大的改革红利，这一轮红利还没有用完，我们新的改革应该说创造出了新的效率的改进，对增长能够做出贡献。

总之，分析这些要素，我们看到潜力还是巨大的。而且要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相对而言的水平仍然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追赶指数，就是用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2013年底只有13%多，2014年底估计不会超过14%，在世界上还是相当低的。我后面有一些图，可以看到韩国和台湾现在都是60%多。韩国在1979年就达到了13%的水平，在之后还有20年的高增长。这说明增长的潜力，根据发展经济学的道理，根据趋同的原理，我们增长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有了这些潜力，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要用足这些潜力，还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的问题还是落后，还是贫穷，还是收入差距很大。如何努力发展，实现全面小康，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比过去低了，但是想想过去，我们那些高的超过10%以上的增长其实是过热增长。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因素是属于波动性因素，过去我们按照滤波法计算潜在增长率，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7%到9%之间，有的时候是7%到8%，有的时候是8%到9%，也就是这个水平。现在可能比过去低了一点，但是如果回归正常的话，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而并不是从一个高增长降到一个低增长。如果我们还要持续7%的增长，经过5年之后，2020年我们会初步迈向高等收入，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按照现在的算法，1.1万多美元的水平，按照世行的标准，1.2万就是高收入的国家了，如何用足潜力，使我们更上一层楼，应该说仍然是我们“十三五”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有了这些潜力不等于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如何实现这些增长是我们着重研究的主要问题，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分了十个方面，概括在下面，是十一个方面的任务和挑战，以及“十三五”的任务，简要的说一说。

一是全面落实深化改革蓝图。“十三五”正好是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所设计的深化改革的规划而完成的。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改革至关重要，改革这个制度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是因为十八大刚刚开过，正在落实这个改革规划的过程当中。因此我们可能侧重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但是改革无论如何是规划问题。

二是关于产业转型与产业政策。“十二五”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过去以政府的选择来扶持一些产业，加以发展的政策，应该说是不成功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这里面有机制问题，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

特别是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扶持生产，扶持技术，扶持供给，往往忽视需求，结果造成了市场的严重不平衡。其他一些研究小组我听说也有这方面的建议，我们建议就是在今后要更多的实施普惠式的方式，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的一些政策。具体的怎么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政府不要再选择列出几个产业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大家去扶持，而是更多的鼓励创新，鼓励应用新的技术。比如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在各行各业如果都运用的话，包括那些传统产业，包括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是关于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这个大家都非常重视，“十二五”的一个教训是投入了很多，但是好像效果不佳。在这儿我们就提出来，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我们往往对技术创新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制度创新，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创新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法制、产权保护、金融、资本市场这些方面条件的创新，这是我们从经济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政府工作的角度能够做的事情。至于科技能不能产生新的技术，这取决于企业，取决于技术专家能不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好的环境和好的商业模式，使市场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过去我们往往做出来一些东西，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益，其中就在于我们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创新。

四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化的重要性刚才也讲了，非常重要。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的转移，我们竞争力的保持，我们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等等，都是重要的问题。怎么能够在“十三五”期间增加对农民工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化，这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是增进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当然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建议是不是能从“十三五”开始推广实施12年义务教育的体制，为进入高收入阶段打好人力资源的基础。

六是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能不能真正实现扭转环境恶化，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实现结构转型，不仅仅是环保部门，而是各个部门，各个产业，都把环保，把生态平衡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采取各种经济手段，而不仅仅是一些行政手段来减少污染，是现在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严格来说主要是规划政府工作，而不是规划市场上的人怎么工作。因此我们着重的就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这个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的环保往往落实到几个部门，其他的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部门不承担责任。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协调，这是我们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

七是能源结构转型。现在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包括全球变暖等等都跟能源有关。而从发展的角度，能源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资源的瓶颈。这一块我想稍微多说两句，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德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50%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而大部分是分布式，就是太阳能和风能分布式发电，就是各家各户自己发电。如果他实现50%，真有可能在2050年实现百分之百的分布式发电。所以今后可能更重要的发展趋势不是美国的页岩气，而真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分布式的发展。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是市场模式的问题，是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国家，我们有生态的污染，我们在承担更大的低碳责任，我们在这一方面如何实现突破，如何真正在商业模式，在市场需求，在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下更大的功夫，“十三五”至少应该在这方面迈出比较大的步伐。

八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刚才杨伟民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十三五”还是继续消化我们过去10年当中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

九是如何提高资源效率，突破资源约束。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资源稀缺国家，但是我们从技术，从市场，从政策各个角度，迄今为止我们的技术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在世界上跟发达国家相比都是比较低的。

十是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化，刚才说过了，就不多说了。

十一是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关于如何改进国家发展规划制定的方法。我们越来越多的碎片化、部门化的倾向，任务都是分解到各个部门了，各个部门在每次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当中进行了很多游说，变成了很多政策和既得利益产生的机会。同时对于今后的工作产生了部门化分割的问题，包括刚才所说的环保，很多重要的部门不管环保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只有到了后面社保部才会提到，环保的部门只到环保部的工作上才提到，其实各个部门应该关心环保。

我们的建议是五年规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制定一些战略性目标。制定完了之后，人大通过之后，各个部门拿回去不是分解，而是全面落实这个规划，制定出各个部门的工作规划。不仅仅体现你那个部门有哪些，你是环保部，但是环保部也许要管，有些金融的风险你可能也要涉及。你可能也会涉及就业等于方面的问题，大家共同来实现一些国家的战略目标。当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今年规划的办法可能还是原来的办法，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我们如何制定一个好的规划，真正能够落实的规划，真正能够对政府的工作起到协调性的规划，真正使全民能够调动起来，共同朝着那些重要的战略目标共同努力的规划，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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